卢作孚外孙：写传记为给祖父讨还公道

腾讯文化 陈菲 发自北京

卢作孚(图片来自网络)

【编者按】他白手起家创办航运，最终成为中国船王;在抗战最危急时刻，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式壮举——宜昌撤退;他办教育，把北碚建设成一片世外桃源;他多次被军阀和国民政府委以高官，却大多坚辞而去，即便赴任也很快离职。1949年，避居香港的卢作孚谢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把在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大陆。回到大陆后，卢作孚带头把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然而，在一个革命滚滚袭来的年代里，卢作孚也无法幸免。一浪一浪的政治波涛让船王找不到方向。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他简陋的寓所内吞食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时至今日，卢作孚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稍显陌生，但是作为一个重庆名人，他曾经对中国做出的贡献，不应该被遗忘。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当然在总结卢作孚先生一生时，不能回避的是最后的结局：自杀。他到底为什么会自杀?众说纷纭。今年11月，卢作孚长外孙清秋子花费十年之久，为其撰写的30万字传记《百年心事：卢作孚传》面世。

日前，清秋子在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介绍这本传记的写作情况，并对外公卢作孚的生平进行客观评说。作为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卢作孚的后代，他自称自己不仅没有优越感，而且还因为外祖父受到不公正的历史待遇，给年轻时代的自己带来了沉重的负能量。“因为这样我才为他写了一部传记，从青少年时代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也是为了给他讨还一个公道。”以下为专访第一篇。

底层的生活状态和诉求最能打动读者

腾讯文化：一手创作底层文学，一手书写历史长卷。这两种写作方式的切换，你是如何把握的?

清秋子：底层文学是描写底层人物命运的，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底层经验，有的是时代造成的，有的刚入社会，肯定是从基层开始干起，完全没有底层经验的人比较少。底层经验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比较艰苦，遇到的障碍比较多。所以一个写作者利用他的底层经验做素材进行创作时，实际上没有什么困难，也很容易写出精彩的作品。中国现代史上很多著名作家的成名作都是描写底层生活的，不是自己的就是别人的，这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底层的生活经验、生活状态和诉求最能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同情。

知青一代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

比较难的是转换到历史方面的写作，历史写作有一定的门槛，需要相应的历史知识包括一些常识，需要有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框架。这一点对我来说不是很难，因为我们是知青一代，知青一代所读的书非常少，可是有一部分书书店有卖，允许阅读，那就是历史书。那时候读《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简编》，这些书很容易买到。很多不甘心于愚昧状态的知青自己在看这些书，建立自己的知识框架。过去的文科生，文史哲三门知识不分家，爱好文学的人同时也爱好哲学和历史。我就这样在年轻时代的阅读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包括直接读古典，比如二十四史里的一些断代史，还有古代史学家写的史学著作，包括先秦诸子的一些书如《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有了这些知识之后再来写历史人物传记就比较容易了。

另外，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需要人有一定的阅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当代人才能体会古人在彼时彼地，他的处境、他的心态、他的想法和他的努力，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如此才能够客观、深入地评价他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产生的效果。这个转换虽然有难度，但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要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我们这一代人，喜欢写作或者读书的，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是够用的。

民国人物的命运往往被历史潮流裹挟

腾讯文化：为什么会转向描写民国人物?在选择历史人物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清秋子：我写过的民国人物有三位：一是张爱玲，一是牟宜之，另外就是我的外祖父卢作孚。我选择民国史人物的标准，是他一定要独特另类、特立独行，这个人的人生轨迹与他的世界观、价值取向一定要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了优异的成就。

民国史人物和古代史人物写作有一点区别：古代史料比较少，有的都可以用上，就怕不够，民国历史离我们比较近，各种资料比较繁杂，需要做大量的筛选工作，不可能都堆在一本书里。怎么能够从纷繁的资料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人生轨迹，怎么抓住他的精神实质、人生本质，怎么客观评价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这需要相当的功力。这是我一开始没有写民国人物的原因。加上民国错综复杂，各种各样的斗争、各种主张，想客观地写好一个民国人物比较困难。我在后面转而写民国人物，但一写上就很感兴趣，因为距离我们很近，年轻时代遇到的困惑和民国历史有关，包括所谓的家庭出身、父母的道路选择，这都是我们青少年时期曾经思考过、曾经迷惑的问题。通过现在写民国历史人物，这些东西立刻就理解了——理解父辈为什么是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为什么他们年轻时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青少年时代的我们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其实民国历史很复杂，作为一个人生活在民国，不是像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可以明明白白选择甲而不是选择乙，不是那样的。那时候人物的命运被历史潮流裹挟，很难避开很多风险，有时候是注定的一种命运。

清秋子

青少年时期为外公卢作孚受过很多屈辱

腾讯文化：你之前有写过张居正、魏忠贤、武则天等历史人物，此次写自己的外公卢作孚先生，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份，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清秋子：我虽然写了张居正、魏忠贤、武则天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在写自己外公时感觉不太一样。虽然都是人物传记，有共同性——要筛选大量的资料，把传主的一生勾勒清楚，要把你认为最能突出这个人物的性格、本质的事实留下来、写下来，把无关紧要的东西去掉，要把他每个阶段所做的事情的动机分析明白，对他做这件事情的后果进行评价，这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因为是自己的亲人，我对我的外公很有感情，青少年时期为他受过很多屈辱，带着感情来写会格外谨慎，一定要写得准确。为自己的亲属作传切忌溢美之词，他什么都好，别人都坏，不是这样的，他有他的不足之处，这个一定要非常客观。另外是他的功绩是怎么来的，要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不能神化一个人物，不能有“英雄史观”，历史不是个人能够创造的。英雄是从历史背景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团体、群体的代表人物而已，是无数像他这样的人在奋斗，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之所以能做这种奋斗，跟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有关，正是辛亥革命以及革命以后的社会动荡促使着我的外祖父奋起走上了一条救国之路。

我本人不是企业家，也从来没有在民国的环境里生活过，所以在写的时候，觉得距离还是很遥远。虽然是我的外祖父，但我还是作为历史人物来写作的，这样就避免了为亲属作传经常发生的不够客观、过多溢美之词的现象。在北京开研讨会时，有学者说，作者在写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非常冷静、客观。我尽量地做到这一点，虽然怀有很深的感情，但在写传记方面还是要有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历史标准。

亲属往往不能捕捉到传主的典型言行

腾讯文化：在进行历史资料取证和架构过程中，家人包括您的母亲肯定会提供很多史料素材，如何学会取舍，尽量不带主观情感?

清秋子：关于家族中先辈的生平事迹，我们作为亲属是了解得很不全面的一个群体。这个，我给别人的前辈亲属写传时就遇到过，因为他们长期和传主生活在一起，传主的某些在外人看来很有价值、很有典型意义的言行，反而在亲属那里留不下痕迹，因为长年累月在一起，起码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在一起，甚至天天都能见到，那些很有典型意义的言行淹没在岁月中，家属提供不出太多有价值的事例来，“那就是我的父亲”，“非常好，非常勤劳，非常刻苦，非常俭朴”。往往不是经常见的人还能给你讲讲一两件很感动的事情，这是第一。

第二，传主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后辈亲属当时还小，不会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传主做过的重大事情往往从当时的资料中才能看到，才能感受到它的意义在哪儿。

第三，亲属往往容易神化自己的先辈，很多事情在家族中口口相传，但去考证历史，会发现不是很准确，有夸大、不准确、模糊的倾向。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家两家的问题，所以对自己的亲属、长辈的转述不能全盘相信。

当代对卢作孚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

至于我的外祖父卢作孚，虽然在个人品德上很俭朴很清廉，一点也不奢华，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很高。这样的话，和自己的亲属、和自己的夫人、和自己的子女中间就有很大的距离。我的长辈，即舅舅、母亲、姨妈这一辈人，对我的外祖父，在当时不可能有深刻了解，只是青少年时期留下一些印象而已。要想真正了解我的外公，还是要通过当时的档案、日记、书信、报刊、卷宗里的资料。只有了解当时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历史背景，才能把他的生平描述清楚。

当然，关于卢作孚的生平已经有很多专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这才是我写成这部传记的最主要材料。我的这部传记，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我是在专家进行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写成的，可以保证它的真实、准确、客观。当然还有他的生平事迹和资料有待发掘，但遗漏的不会很多，他的整个人生框架，经过专家们数十年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晰了。现在对历史人物评价很宽容，没有什么偏见，所以对他的评价在当代比较准确。这都是我写作我外祖父传记的有利条件。

光是凭着对自己长辈的感情是写不好传记的

相反，从亲属方面得到的东西比较少，但有一种东西是别人不能给的，即亲情。亲情，虽然我在书里提到的并不多，但这种感情不是外人能够写得出来的。比如我的外婆，我的外婆第一次这么大分量地出现在卢作孚的传记中。这次在重庆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卢作孚也是个人，有家庭，背后有他的亲属。作为他的夫人，应该是他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后来的结局怎么样，这应该有所交代。我的传记就第一次介绍了外婆是怎样的一个人，和外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遗嘱中有一条是专门写给她的?卢作孚在遗嘱中对自己夫人有什么交代?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感受到卢作孚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他在临终时的感受。

总之，作为一个亲属来写自己外祖父的传记，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有利的条件，如果不具备一般的历史学者的能力，光是凭着对自己长辈的感情是写不好的。我坚决反对认为自己是历史名人的亲属就有什么优越感。我既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且感觉到由于他是我长辈受过不公正的历史待遇，年轻时代对我产生的负作用很大，带来的负能量非常沉重，因为这样我才为他写了一部传记，从青少年时代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也是为了给他讨还一个公道。

腾讯文化：撰写《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一书，为什么会花长达十年的时间?写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清秋子：应该说没有很大的困难。我前面说过关于卢作孚的生平事迹，重庆、四川的很多学者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的二舅卢国纪在80年代中期就写了一本关于卢作孚的回忆，实际上是传记，已经把卢作孚的生平框架勾勒得非常清楚。再加上这个人物本身就很丰满，写作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

比较困难的事在于他的事迹太丰富了，不知如何取舍。创办民生公司是一块，北碚建设是一块，宜昌大撤退是一块，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0年从香港回归是一块，一直到他去世，每个阶段都足以写成一本书。在不到30万字的传记里，怎么把他的一生全面、客观、清晰地反映出来，这倒是一件难事。这方面我下了很大工夫，展现给大家，没有遗漏掉他的重要事迹，同时有深度，不是泛泛而谈。我在传记里主要强调了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怎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以及他在思想上的追求，究竟怎么救国，选择一个什么方向去突破。

《百年心事：卢作孚传》，清秋子著，新星出版社

民间价值观念从来就是很庸俗的

腾讯文化：你刚才提到历史的不公正，现在很多人只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外加李嘉诚等当代巨子发迹的故事。类似于20世纪上半期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被我们遗忘了。你如何看待历史对卢作孚先生的评价和待遇?

清秋子：相似的历史环境中会出现相似的价值观，比如书店摆满了鼓励人们迅速发财的书，这个跟大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要迅速地摆脱过去那种贫困状态，所以重商主义、拜金主义在民间很容易流行。在中国历史上，永远会有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价值取向，这两者互相有联系，但不完全一致。民间价值观念，就我经历的来看，从来就是很庸俗的，可能这也无可非议，人民都要过日子，不可能靠空头理想。我们这个民族又是从农耕民族演化而来，精神上比较务实，不可能像拉丁民族、南欧民族那样，四天半的时间工作，挣够钱，小店关门就休假去了。务实的民族在民间层面上流行一些庸俗的价值观不奇怪，用不着进行太多的道德讨伐。

卢作孚本人的身份定位远远超出了一个商人，他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社会的人，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一个启蒙主义者，还是一个教育家。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身份?他所有的人生奋斗都是为了救国，为了使国家迅速现代化，而不是为了把企业做大，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这方面他非常坚决，对物质享受根本不屑一顾。我猜想：他是立志要做一个圣贤者，确实也做到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评价会越来越高。

践行卢作孚的理想比仪式性的纪念更重要

至于你所说的，好像不太公平，胡雪岩、李嘉诚这样的成功者有这么高的地位，而像卢作孚这样真正怀抱着救国救民情怀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包括今天)，这一批人没有名声。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主要看什么阶层，学术界、知识分子对卢作孚的评价非常高。卢作孚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是什么地位，对后代有什么示范和启迪作用，这个评价还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空间。人们会不断地发现他的思想、他的努力对我们今天的指导性意义。

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对卢作孚的评价，从一开始默默无闻，被淹没，到后来名气越来越响。从整体社会上来看，对他还是公正的。今天在宜昌江边上有很大的一个纪念碑，即宜昌大撤退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独独镌刻了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员工名单，而没有其他轮船公司牺牲的船员名单。当然“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保存下来，而民生公司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一百多个，这就是对卢作孚在抗战中所做的功绩的肯定。

我认为一个人对历史做出多大贡献，不在于给他竖多少雕像，“文革”中毛泽东的雕像遍地都是，后来毛泽东自己都反对。我们对待英雄人物，要给他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或者我们去践行他的理想，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搞一些仪式性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生前不好好对待，死后表现成孝子，这是没有用的。既然历史在他晚年的时候没有公正地对待他，我们感到痛心，今天我们就要像他那样多做些事情，少一些浮华。

偶然因素导致了卢作孚的非正常死亡

腾讯文化：对于卢作孚先生的结局，你认为应该如何解释?这是必然的吗?

清秋子：我认为从个体而言不是必然的，很多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几次运动都过去了，特别是上层民主人士保护得很厉害，“文革”中没受到冲击。我们年轻时听“文革”报告，老是听到几个人，沙千里、钱昌照都是民主人士，一直到后来“文革”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卢作孚的结局，应该说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如果我们把一切归结为必然因素，那么对卢作孚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可以从“必然规律”这四个字中逃脱掉了，不受谴责。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一个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的人做事有正义感，有的人做事没有正义感，这就导致不同的后果。“文革”绝不是四个人造成的对社会的剧烈危害，而是很多人造成的，甚至群众本身也要负起责任来。

在导致卢作孚之死的最后历史环节中，有几个人难辞其咎，当时你可以为他们做出解释，那种情况下难免有那种思想、做出那样的行为。但为什么别人没有像他们这样做?为什么武汉的民生公司就温和得多，没有发生类似的悲剧?可见是不一样的，相同大背景下，具体情况不一样，所以我的梳理着重追究历史责任，每个人做事要凭良心、凭原则，不能一推了之。卢作孚之死不是必然的，是非常偶然的几个因素凑在一起，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对卢作孚之死感到惋惜

那些企图从打压卢作孚的过程中获取利益的人最终挨了一顿批评，撤职、调走，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却把卢作孚逼死了，这个对国家的损失比较大。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感到惋惜，因为他对卢作孚没什么反感，互相之间没有尖锐的利益冲突。相反地，那时中国处在建设时期，共和国的第一任部长好多都是民主人士、专业人士。当时民生公司的财务情况非常困难，交通部拒绝了卢作孚提出的民生公司交给国家管理的建议就是不想背这个包袱。解铃仍须系铃人，中央请卢作孚自己继续管理这个公司，解除困境。卢作孚受命于此，因为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民生公司从经济困难中解放出来，让民生公司迅速走上正轨，因此他回到重庆，继续担任总经理。但是情况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公司内部情况很不稳定，他也操纵不了局面。而且西南交通部不支持他，对他实行步步紧逼的政策，在人员上大换血，造成公司内部人员的动荡，企业不正常，这是他感到绝望而自杀的背景。这和他当初的理想、归来的设想不一样，而且还要否定他一生为这个社会、民族、国家所做的贡献，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为了名誉的清白，为了以死来挡住这股浊流，他采取了决绝的行动。

他的行动给亲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不会预料到吗?会，但他觉得当时整个社会的观念倾向、发展方向不对，必然会带来更多他不愿见到和不能预想的危害。事实证明，如果他活着，看到后来的情况，良心上更不安，关卡更没法过去，因为他的个性是不能委曲求全，所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为什么民国的企业家千千万万，他的名声响亮已经超过任何人，甚至包括当代的企业家。一个是他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提供了独特的经验，二是他的死很让人感叹、让人震撼。特别是在北京和重庆的讨论都提到，他以一己之生命换来无数人的生命，使得一个阶级没有悲惨地告终，而是相对缓和地融入到新的阶层中，这个阶级的结局并不是那么惨烈。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事例，其他所谓的反动阶级就没有这么幸运。

卢作孚为何会选择自杀？

腾讯文化：在总结卢作孚先生一生时，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最后的结局：自杀。他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清秋子：有几个原因，第一是绝望，因为按照他的理想来推进民生和改变社会是不可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资本家作为唯一的、最大的敌对势力，“三反”“五反”要解决这个问题。地主阶级搞掉了，国民党残渣余孽搞掉了，下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的调子就是这样。卢作孚绝望了，他本来是有一个救国救民的自我认同，突然变成社会的敌人，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第二，侮辱。他觉得受到侮辱，一辈子做好事，突然被宣判为最大敌对势力的成员，虽然邓小平、周恩来私下跟他打了招呼，说你是受保护的等等，那也不能接受。

第三，他没法兑现对民生员工的承诺，包括他从香港带回来的那些人，当时的遭遇非常惨烈，没有拯救他们、没法保护他们，良心上受到很大的谴责，觉得对不起这些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下属。

第四是横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比如贪污。他以死明志，以死洗清自己。

卢作孚无法适应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际关系

他是一个行动者、实践家，可能会想到如果当时低下头来，会有比较稳定的一生，但他不愿意这样做。自杀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他意识到他的选择是错误的，所以自杀是一种悔恨。如果他想对这个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可以采用别的方式，但他是对新中国有好感，想投入新中国建设，于是从香港回来了，可突然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觉得路走错了，但却已经没有另外选择的余地。对于选择归来的风险估计不足，尽管他和高级领导人关系很好，但是未能挡得住基层对他、对民生公司的冲击。民国时期也有各种各样对他的冲击，都通过人际关系巧妙地化解了，在新中国玩不转，老的经验没法再使。

其实导致自杀只有一种心境——绝望，再也不能做什么了，而且否定自己所做的一切，这种绝望导致他自杀。没有什么使他非要自杀不可的别的原因，他的一生都在重负之下前行，1949年以后民生公司的状况还不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谈不上为了解脱而自杀。

作者简介：清秋子，著名作家，本名程晓刚，系卢作孚先生的长外孙。祖籍江苏宜兴，1952年出生于重庆，幼年随父母移居长春。早年下乡插队八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客居海隅，专事独立写作。以底层文学揭示都市“鼠族”生活真相而闻名，继之在人物传记创作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国士——牟宜之传》《我是北京地老鼠》《我是老三届》《明朝出了个张居正》《魏忠贤：帝国阴谋家》《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博弈》以及历史系列小说《汉家天下》等。

关键词： 卢作孚 外孙 祖父